参加农行工作后，我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写作，在农行系统也算小有名气之后，被县支行领导抽回办公室专搞文秘工作，一干就是13年。离开办公室搞了信贷业务之后，也时常写这写那，从来没有停下过。30多年来，我在各类报刊杂志、网络平台刊登通讯报道、调研文章、散文、诗歌、小品、快板、戏曲剧本等各类体材的文章1100多篇，在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讴歌新时代的同时，有喜有乐，有苦有甜。下面就撷取记忆较深的第一次，回味我的写作历程与情怀。

第一次参加培训的执着。1988年10月初，我到县支行报表时偶然听到一个好消息——县委宣传部要组织一次大型的写作培训，我便决心去争取这个机会。我先到县支行杨行长那里提出培训申请，杨行长为难地对我说：“虽然是一次大型的培训，但我们农行、信用社近300人的单位只给了3个培训名额，因此根本轮不上你去”。在杨行长那里碰壁之后，我连夜赶回我们营业所，找到曾担任过县广播站多年总编辑的乡政府刘书记求助。刘书记看我这样爱学习、爱上进，热情地给我写了一张类似推荐信的条子说：“拿上这个去报到吧。”于是我顺利地参加了培训。那次长达12天的培训全县共有60多人参加，讲课的老师不仅有区、省级的知名编辑和记者，还有《光明日报》等国家级的知名编辑和记者。我如饥似渴地听讲学习，白天认真快速做好笔记，晚上加班加点把白天的笔记一点一滴地整理出来。就是那次来之来易的培训，为我之后的写作开启了智慧之门，点亮了一盏明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大大提升了我的写作技能，直到现在我还时常翻阅那个沉甸甸的厚本子。

第一次文章见报的惊喜。参加工作后，正赶上我们县支行非常重视通讯报道工作，奖励力度也非常大。支行按撰稿人见报级别的高低给予单项奖励，即按县级、区级、省级、国级稿费的1、3、5、8倍奖励，于是就在全系统掀起了人人动笔写稿的热潮。当时我的写作热情也异常高涨，但苦于没有新闻报道的写作经验，我连续写了半年多时间，也没有在区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任何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根本等不及邮递员送报纸，每天下午早早便到邮电所取报纸，并屏住呼吸仔细寻找有没有自己的文章被刊用——每天是满怀希望而来，最后扫兴而归。时间长了我有些心灰意冷——写的也少了，去邮电所取报纸也不那么积极了。就在我正准备放弃的一天下午，我们的王主任突然从外面跑进营业室激动地高喊道：“登了，登了，还是省级，还是省级的！”，边喊边把一张报纸塞到我手里，我拿起报纸定睛一看：是一张《山西农民报》，“冯达圣”三个字赫然在目，我的文章居然被刊登在三版头条，题目是《放高利想挣大钱，遇骗手血本全无》，我拿在手里反复地瞧来瞧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写了大半年稿子，终于见到了成效，怎能不激动万分！

第一次收到稿费的兴奋。开始写稿时，虽然在区级以上报刊没有发表，但大部分稿件能在县支行的《农金信息》和县广播站采用，那时不管是县支行还是县广播站都给稿酬。记得在全系统掀起写稿热两三个月左右的一天下午，邮电所小麻给我送来一张汇款单，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县广播站给我寄来了5元钱的稿费，并在汇款附言中写道：“你撰写的《神堂堡营业所、信用社储蓄存款实现首月开门红》等5篇新闻稿费”。在小麻的引导下，我跑到邮电所很快取出了５元现金。手握５元“大钞”，我激动不已，因为那时在我们单位伙房上伙一个月才收5元钱伙食费，这5元稿费能吃一个月饭，那高兴劲可想而知。

第一次实地采访的尴尬。记得第一次出去采访是单位组织我们20多位骨干通讯员搞一次“下基层，出精品”采访活动。和我同组的年轻后生，把我带到他的家乡义兴寨村，到当地最有名气的义兴寨金矿采访。由于他是本地人，便直接找到办公室主任说明来意，那位主任却冷笑着说：“采访？领导不在，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说着便做出送客的姿势，看着人家不耐烦的样子，我俩尬尴万分，只好离开。金矿采访不成，我们信步来到河边，看到一些村民们在河里淘金，突发灵感，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和他们拉呱了一上午，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俩认准这就是“活鱼”，回去认真撰写了一篇新闻稿《河里淘金富得快》，很快被《山西日报》刊登。从此，我更认准一个理，只要多留心、多观察、多深入，就能出精品。

第一次上《半月谈》的光荣。1996年我在某乡政府搞春耕生产调查时，一位老朋友郭乡长提议让我搞一次关于“乡官难”的调研，因为那时的乡镇工作比较难搞，叫什么“春天植树，夏天割肚，冬天入库”。我觉得这个提议很有发掘空间，于是，我采取定题目、定范围、定人定向采访的形式。以乡官的“难与盼”为采访主题，先后采访了60多位乡镇干部，其中乡镇一二把手就接触了十多位，前期工作完成之后，我从谋篇布局到写成文章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里面的语言是顺口溜多、大实话多，写成发出之后，这篇1200余字的《乡官的“难与盼”》被五六家报刊刊用，最后还被中央级的权威刊物《半月谈》刊登，在当年隆重召开的一次全县宣传工作会议上，还受到县委书记的提名表扬呢！

第一次总结自我的收获。2005年7月，我调离了工作十几年的支行办公室。一次到市分行开会时，一位老领导对我说：“你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办公室连续五年综合排队第一，个人连续五年是市行系统唯一的优秀办公室主任，应该总结总结经验。”在老领导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把我在办公室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最后凝练出一篇四千余字的通讯——《找准结合点，当好通讯员》。这篇通讯不仅在金融系统多家报刊刊登，《中国妇女报》还在重要版面进行了大篇幅刊登，成为我写作生涯中名副其实的经验之作。

第一次荣获大奖的艰辛。2017年秋天，两位女儿在对我们的创作进行整理分类时发现，之前我们竟从未涉猎戏曲剧本，这成为我们写作的空白和缺憾。于是我提议我们三人尝试创作戏曲剧本。就这样我们同时开始学习戏曲剧本的相关知识，还购回了几本厚厚的《山西地方戏曲剧本选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学习。2018年7月，我们以山西省农行扶贫工作队在当地的扶贫工作事迹为题材，撰写了现代秧歌戏剧本《中秋月儿圆》。由于是第一次创作，写作时极为认真仔细，从立意到场景变化，从人物形象、人物语言的变换选择，到押韵辙口的反复推敲，就用了将近半年时间，费了极大的心血。白天我们都有工作，主要依靠起早贪黑，晚上一两点还在苦思冥想地编写，早上5点多又开始反复修改了。零打碎敲的改动不计其数，大篇幅的改动就在150多次以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是这个《中秋月儿圆》荣获了2019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优秀群众文艺作品戏曲类优秀作品奖。2020年还荣获农总行“脱贫印记——文学艺术作品展”优秀奖。

以上这些写作中的第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的心情，开阔了我的视野，敞开了我的胸怀，但也有心酸的回忆、愧疚的情结、欣慰的情怀。

最心酸的回忆莫过于我初调回支行办公室的几年。那时我在县城边上的西义村寻了两间东房住，家里除了一些放衣服之类的纸箱之外，就是些锅碗瓢盆。可以说是家徒四壁。那时单位上也没有打印复印的设备，写文章投稿全靠最原始的复写纸复写。用新复写纸衬在玻璃板上，一次可以复写六七页。白天上班工作太忙根本顾不上复写，晚上回家倒是有了时间，却没有单位的玻璃板可衬——家里别说是玻璃板，连个桌子也没有。最后还是心灵手巧的妻子想出办法，她把我家吃饭时放碗筷的大圆盘找出来，翻过底子放在炕上，让我把稿纸衬在盘底上面复写。就这样废寝忘食地在“盘底”上作业，一年多时间，我被区级以上报刊杂志采用稿件90多件，支行通讯报道工作首次在全区农行系统夺得第一名。在支行办公室的那几年，我走着站着几乎都在考虑写作，有几次险些出事。记得一天上午下班后，我骑自行车回家，但思维仍停留在上午写的一篇文章里，当我感觉有些不对时，已撞在一位中年妇女身上，她破口大骂，我被惊得不知所措，好在和其同行的老公正是我的一位老师，一场“灾难”才得以幸免。

我最愧疚的是对我父母亏欠太多，尽孝太少。从十八九岁离开父母后我就很少回去，一直以工作忙为由，特别是调到支行办公室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就算是回去也几乎是暂来暂去，很少住夜。对双亲没有尽到应有的孝心，成了我一生最大的痛，特别是父母双双离世后，更觉得痛彻心扉。其次是对妻子的亏欠太多，尽力太少。我那从一结婚就发扬吃苦耐劳有担当精神的妻子，不管在教师岗位，还是乡政府上班，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毅然挑起家庭主妇的担子，包揽家务，相夫教子。粗活、累活、脏活她都干，父母、孩子、家里她都管，却从来不发牢骚，毫无怨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好妻子，我才能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干事，一心一意写作。

让我感到最欣慰的就是我的子女们都爱写作，都能写作。在县农行办公室工作的大女儿冯阳初中时已在省、市级报刊上刊登文章20多篇。上了大学更是如鱼得水，派上了用场，她在担任团书时，凡系里和团委组织一些活动，她不仅是策划人、撰稿人，还是主持人，从来不用老师操心，总是组织的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参加工作后短短几年已在各类报刊杂志、网络平台刊登文章150多篇，目前已成长为金融作协会员了；二女儿冯璐在本地也崭露头角，不仅是繁峙县作协理事，也是本县最年轻的山西省作协会员；儿子写作上虽没有女儿那么勤奋，但也言之有物，很有特色，也是忻州市文联会员、县作协会员。我的大多数好朋友，都是通过写作而结缘的，不仅对我们的写作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帮助作用，而且对我们写作的进步提升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启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