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同时，母亲的许多旧事又历历在目，如远足的游子对故乡的眷恋那般魂绕情牵。

母亲是一个勤奋好学又吃苦耐劳的人，有着一副古道热肠，率真直性，在街坊邻居有较好的口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在西安工作。母亲经人介绍，到西安与父亲结婚。婚后某一天，西安某棉纺织厂招工，母亲便打算去报名应聘，父亲当然是支持的。

到了招工这一天，母亲一大早就去排队了。登记开始后，每个人需要填一张表——大概就等同于现在的《履历表》吧，但是刚刚解放没有几年，很多人都不会写字。我母亲上过几天速成班和扫盲，颇识得几个字，因为年轻，自我感觉凤毛麟角，其实在他们那一茬人中，确属佼佼者。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当兵到部队，一直是母亲给我写信，印象中父亲就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甚至在我上三四年级时，给远在山西的姑母写信，还是母亲一字一句教我写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母亲一边在织布机上甩梭织布，我坐在小凳子上，趴在一把高椅子上，母亲说一句，我写一句，嘿！奇迹出现了——一篇下水作文，自此我就会写信了。

好啦，还回到正题上。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出于卖能，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在内，我母亲看很多人不会写字，便急人所难——该出手时就出手，替别人填了一份又一份。看看天色也差不多了，来应招的人也没有几个了，就去要空白表，准备填写自己的。不曾想被告知，名额已满。

那么后来是怎么回去的，怎么泄气，父亲有无埋怨，则不必细说了。不过，在我们这些子女面前，从来没有听见父亲提到过此事，还是母亲自己跟我们当笑话讲的。

后来父亲调到北京，住在南口，母亲带着我也去了。大约就一年多一点的样子，因为家里有60多岁的曾祖母需要照顾和陪伴，母亲便告别父亲，独自带着我回到河南老家。第二个故事就发生在回家的路上。

那时候我才一岁多，身体不大好，听母亲讲，是气管炎，咳嗽起来非常厉害。在火车上，又犯病了，咳嗽憋得我满脸紫红，看看就要没气了，我母亲赶快把这个情况告知了列车员。不一会儿，列车上广播响起来，先介绍了我的症状，然后问哪位乘客会治这个病，请尽快到某某车厢来。
不一会儿，有个老太太来到我们车厢，听母亲说，她用一根缝衣针在我的十指尖上扎破放血，还没有扎完，我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见此情景，我母亲松了一口气。

到了焦作，母亲就抱着我住进了医院。办完入院手续，就赶快给我父亲打电报，让父亲尽快寄钱过来。那时候打电报也得几天（辗转到我父亲手里）才能收到，寄钱则需要更多时间，不像现在一个电话，微信、支付宝转账，分分钟的事，那时候还没有长途电话，好像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在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上挖沟，我也参加了，那沟很深，挖到最底层的时候，我跳进去就没过我的头顶，当时说是战备电缆，上面分下来的工程，社员们出的义务工。说实话，那时候的群众觉悟很高，只要是国家一声号令，修水库和大江大河堤坝等各种工程，全是义务劳动，修公路、铁路占地也不要钱，更不用说什么GDP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挖的沟就是后来的长途电话电缆，因为不久后就可以打全国性的长途电话了。

且说母亲一边在医院照顾我，一边等待父亲寄钱来，结果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收到父亲寄来的钱，我母亲自然是心急如焚。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女生（我母亲仅比我大17岁，但在那时候很普遍，我岳母比我大舅哥也是大17岁），真真地感受到了没有钱的窘迫，自然是沉不住气了，在向同室病友借了5元钱后，又等了两天，还没有收到钱。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没有钱是多么地煎熬呀！于是，她竟然选择逃离，好在我的病已经无大碍，否则现在可能就没有我了。焦作距离我们村还有五六十公里左右，当时她是怎么抱着我赶回来的，我忘了问她了。听我老姑奶奶说：“你老姑父赶着大车，冒着大雪去沁阳接了三天都没有接着。”沁阳是我们的临县，距离我们村大约十五公里左右，那时候通信和交通都很落后，所以不通音信确实不便。后来父亲寄的钱到了医院，医院扣除了应付医药费后，剩下的钱又给我父亲原路退了回去。

后来，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母亲经常唠叨：“我这一生，最亏欠别人的一件事，就是在焦作医院借了病友5元钱没有还给人家！”那时候5元钱虽然算不上巨款，但是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人的月薪也就30多块钱。我非常理解母亲的心事。欠人家5块钱，终生不安，这就是我的母亲。

转眼到了1958年的大炼钢铁年代。那一年，青壮男子都到北山上炼钢铁去了，生产队就剩下一些妇女、孩子和老弱病残，眼看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能下地的劳动力都出动了，但是人手还是不够，于是生产队组织孩子们帮忙。我母亲就带着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下地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有时捡庄稼，有时摘瓜果、棉花等等。那时我才两岁多吧，也跟着，这一群孩子年龄也参差不齐，四五岁到八九岁不等。所以就像幼儿园一样，一边干活一边玩耍，倒也十分快活。

在我模模糊糊的记忆里，在干活的间歇休息时，有时大孩子们爬树玩，我们那里叫“摸树猴”，有时做些其他游戏，如丢手绢等，有时母亲还教孩子们唱歌，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的祖国》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那时因为年龄太小，只会咿咿呀呀地唱，不懂得什么意思，直到上了初中以后，才慢慢懂了。有时候母亲也给孩子们讲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白蛇娘娘的故事、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母亲都唱过戏，她年轻时嗓子很好的），我还记得，大约是四五岁时，母亲晚上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讲故事，我就站在她一旁的煤油灯下听。回想起来，母亲对我的影响确实不小，后来妹妹、弟弟们相继出生，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家里人口增加，生活的重负压得父母亲喘不过气来，就没有功夫教导她（他）们啦。而且因为只有父母亲两个人出工，到了年末岁尾我们家总是缺粮户——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其实就是一家人全年挣的工分抵扣不了分得的粮食，当时有人七劳三和人六劳四的核算方式，不管怎样，缺粮户就要欠生产队一些钱，不过还好，欠生产队的钱可以在以后的日子慢慢还，有些家庭甚至多年以后，孩子们都长大了，挣的工分多了，才慢慢补上，这就是一对夫妇能养活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国入口增长最快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是缺粮户，母亲要干男劳力的活，男劳力担茅粪、拉土、拉土坯，她也是一个人拉车，有时候我放学早，曾祖母就让我拿一根绳子去地里帮母亲一把。

这里顺便说一下父亲。我父亲是1961年，大约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好像是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工人支援农业，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回到老家农村的。

回到农村后，父亲先是在生产队当副队长，后来学会了用牲口犁耙地，这个技术活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两口间肯定会互相影响的，父亲的口碑和影响也是一等一的好，记得在文革期间有几年实行评分制，出勤一天满分按10分计，他总是满分。能评上10分的人是很少的，有时就他一个人评上10分。就像有的人说的，在我们生产队，他要是第二，没有人敢当第一，包括其他生产队干部。社员们都觉得他最大公无私，处理一些事情，也是公平公正，因此深得社员们信任。七十年代后半那几年，他已经由副队长转任队长，根据上头政策，村里开始划宅基地，我弟兄四人，我已经二十出头，家里住房也十分紧张，可以申请划一爿，但是因为多年没有划宅基地，需要划院儿的很多，上级也是为了保护耕地，每年给少量指标。当时也是按照群众评议，依次确定的，那一年只有四个指标，我父亲看到只有四个指标，远远不能满足刚需的户数，便直接退出。在我们村住队的公社革委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乡长，是部队转业的副营职干部）郭主任说：“你家孩子多，老大——指我——马上要娶媳妇，我去公社说一下，追加一个指标。”父亲说什么都不肯，最后还是没有要，后来在弟弟们划院上又让了几次。父亲把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别人劝他，他却说“大家选我当队长，我怎么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呢”。

我父亲也是一个急人所难的人。有一次，一个邻居得了急病，据说是急性黄疸型肝炎，情况非常紧急，病人的妻子赶快到门口找人，恰好碰到我父亲。她把情况一说，我父亲说“事不宜迟”，就赶快找了一辆平车（我们那里叫架子车，也就是人力车），把病人背到车上，拉起来就往公社卫生院飞奔而去。路上因为病人妻子个子小，跑不动了，我父亲就让她也坐上，一个人拉着跑。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忙碌了一阵后，病情稳定了。医生说，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再晚来5分钟，就麻烦了。

还继续聊我的母亲吧！

我母亲这一生真是苦命。年轻时孩子多，生活压力大，跟男劳力飚着干活，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上有老下有小，吃穿都是苦自己。记得有一次割麦子，我母亲出汗特别多，那真叫蓬头垢面。看看别人都没有那么憔悴，于是我问母亲：“你怎么出那么多汗？”我母亲说：“别人都有汗衫什么的，我没有啊！”我突然觉得父母太不容易了，接下来我啥也没敢再说。其实有些事情我早就忘记了，但听我老伴多次说道，第一次经人介绍我俩见面时，也许是仓促，我母亲居然穿着膝盖和屁股上都打着补丁的裤子。为了强调当时我家穷，跟着我受苦，他竟然还记得这个细节。还有一次，是大年三十晚上，因为大年初一孩子们都要穿上新衣服，所以在大年三十晚上让孩子们把新衣服试一试。那一次吃完年夜饭，不记得是哪个弟弟，把棉衣穿上一试，袖子居然短了两三寸。那是去年春节做的，没想到仅一年人就长那么高（平时都舍不得让孩子穿，）大人们常说：半大的小子，不见人长，只见衣服小。这下子母亲慌了神，立即到处找相同的布料，连夜缝上一截。但是毕竟是过大年，接上一截袖子，那多难看，不过外面加个外套，能盖住的，然而弟弟还是一肚子不高兴，觉得很委屈，但最难受的还是母亲，大人的心情孩子们怎么会理解呢？可以想见，那个大年夜，母亲是怎么度过的！另外，打我记事，父母亲从来没有做过新衣服，即使是春节，能让孩子们高兴就很不容易啦，而且一到冬季，母亲就没有一天早早休息过，总是熬到半夜，这个补那个缝的，听说有一次因为太困了，竟然从炉台上摔了下来。平时去地里干活，也要带上针线活，中间休息时，也要扎几针（如衲鞋底子等）。

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困难，家里吃顿肉很不容易，但是一到过节，父母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到肉。尤其是还有我们年迈的曾祖母——我父亲是11岁那年，就是大饥荒的1943年，曾祖母说是民国32年，爷爷奶奶带着还小的姑姑、叔叔们外出逃荒，后来他（她）们全部饿死在外地，把我父亲托付给还年轻的曾祖母（曾祖母没有子女，但她会弹棉花，就凭着这门手工艺，日子还算过得去），才留下了我父亲这一条根。所以父母无论多么困难，总要想办法吃顿肉。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中秋节，母亲把院子里石榴树上的石榴摘下来——那一年的石榴结的很多，长得也很好——拿到十多里以外的集市上，卖了几块钱，买了一副羊内脏。买回来后，又好一顿收拾，又做汤，又做菜，让我和弟弟妹妹们结结实实过了一把瘾。那个中秋节似乎是我长那么大最丰盛的一次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因为我们家困难，买不起缝纫机，母亲老是到对门一户借用人家的缝纫机缝补衣服，还好，那一户人家很厚道，跟我家关系也好，理解我们家的困难，从来没有露出烦的意思，所以母亲一直借用人家的缝纫机许多年。平常见不到母亲时，去到人家家里，十有八九能找到，就是在用人家的缝纫机做衣服。

我母亲五十多岁就患上了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折磨得够呛。后来又患上了冠心病，那时候还不到六十岁，真的命苦——受了一辈子苦，好不容易把我们几个拉扯大，娶妻生子，把子女的事情办完了，落下了一身病。
最悲催的还是最后的日子。

这个话题源于我们弟兄几个对医学的无知。

那天晚上，我在单位值班。突然，妻子跑来告诉我，说母亲冠心病复发，在家的三个兄弟等不及120医生到来，已经把母亲背上大卡车，去县城抢救去了。我有些疑惑——没听说母亲的病这么严重过。于是我说：“等一会儿看看兄弟们的消息。”妻子说：“不要犹豫了，我预感很不好。”看着妻子焦急的样子，于是我让儿子开着单位的车直奔温县人民医院。
来到急救室，我母亲已经昏迷，医生问：“刚刚进行了一轮抢救，接下来怎么办？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效果怎么样还不好说！”这时候我和三个弟弟都非常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打电话给焦作市中医院院长（我们村人，论辈分我还要叫他爷爷，这之前我母亲曾多次去他那里看过病），问他该怎么办？他当时怎么说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于是我跟弟弟们商量后告诉医生说：“尽最大努力，不惜一切代价！”于是，医生们开始使用电击助心脏起搏，那场景不忍目睹。只见我母亲的身体被电击得弹跳老高，我心里忐忑不安地想“这能行吗？”果然，医生们折腾了十多分钟后说：“看来没什么希望了！”于是，按照老家的习惯，给母亲挂个吊瓶往回拉，因为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就是人如果已经断气，就不能进入家里了，说是为了保佑家人的吉利和平安，不过人们都采用挂吊瓶的方式，表示人还有一口气。就这样，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她老人家还不到64岁。

后来，不知在和哪个医生沟通交流时，了解了一些常识后，我的肠子都悔青了。原来，我的母亲已经患了多年的糖尿病，后来在几次住院时又检查出来冠心病。医生说，冠心病发病时，不能动病人，应该让病人躺下，在服下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后，尽快拨打120……而我和弟弟们都不知道这些常识，当母亲难受时，居然在等待120的时间内，怕久等误事，便把母亲抬上大卡车（当时家里没有小汽车，只有弟弟们干活用的工程车），然后飞速赶往县城。这就犯了冠心病抢救的大忌。弟弟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后，都是捶胸顿足地后悔，然而已经是于事无补了。不过，后来街坊邻居也理解地说“这是没有奈何的事，谁也不能看着老娘在那里难受等死。”但是，这却成了我们弟兄们永远无法抹去的心结！

另外，我还看了一些文章，说如果知道病人无法抢救时，就不要再折腾病人了，让他们平静、安详地故去。文章说，人在最后的时刻是很难受的，再加上瞎折腾一番，更是非常痛苦的。我就想，母亲的最后时刻被电击了几次，不知道给她老人家造成了多么难以描述的痛苦！但是，我又想，也不知道哪个人经历过这个时刻，居然了解临终人的感受，并写成文章告诫世人！如果电击或者其他手段有效果，能够把垂危的病人抢救过来呢！？
但是，这两个情节，使我每每想起来就心里难受！

母亲离开我们20年了，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我们兄弟姊妹中就有小汽车六七辆，假如母亲能活到现在，情况会好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