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化参讯—山西（中国人民银行吕梁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挤兑、闪崩、反转、兑付……短短72小时，经营了40年的美国“明星”银行——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即SVB）“猛然崩塌”，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倒闭的最大银行，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破产的第二大零售银行。它的倒闭给金融业带来了一定的警示，令人深思。对此，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硅谷银行暴雷的微观个性原因和宏观环境原因，剖析了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层面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硅谷银行暴雷事件对我国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金融机构自身经营以及金融监管等方面的重要警示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硅谷银行暴雷事件概述

硅谷银行成立于198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是美国一家州立商业银行，在加州和马萨诸塞州拥有17家分行，连续五年登上福布斯年度美国最佳银行榜单，为全美第16大银行，专注于为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创业公司提供金融服务，2019-2021年通过两次收购将业务范围拓展到高增长技术、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行业，从单一商业银行转变为创新型经济金融综合服务银行。历经40年，硅谷银行帮助约3万家高科技初创企业实现融资，与全球600多家创投机构、120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建立业务联系，在美国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融资领域占有的市场份额超过50%。

截至2022年底，硅谷银行总资产约2120亿美元，总存款约1754亿美元。从2020年6月到2021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存款从760亿美元一路飙升至1900多亿美元，增幅接近2倍（见图1）。

图1：近10年硅谷银行存款变动情况

而同期，其他银行的存款增幅只有37%左右。硅谷银行的活期存款更是在2022年一年中攀升到惊人的1280亿美元（见图2）。

图2：近20年硅谷银行活期存款变动情况

2023年3月8日，硅谷银行发布增发公告，计划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募资22.5亿美元，出售210亿美元可供出售证券资产，并将因此产生18亿美元的亏损。3月9日，硅谷银行股价几乎腰斩，市值蒸发520亿美元，硅谷银行突然宣布其面临严重流动性危机，瞬间点燃了各方的紧张情绪，客户纷纷要求提取存款，加剧了资金链的紧张度。3月10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表示，硅谷银行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已被加州监管部门关闭，FDIC成为其破产管理人，创建存款保险国家银行（DINB）介入后续存款保险事宜。在美联储激进加息背景下，硅谷银行的破产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金融体系尤其是科技初创企业陷入动荡的担忧。


微观个性原因：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保障机制不健全引发风险

硅谷银行发生挤兑事件，主要是因为资产负债期限错配而引发利率风险，在流动性宽松时期大量吸收活期存款并配置较长期限的债券资产，导致潜在利率风险加大；在超级宽松周期中，银行负债端被动扩张，资产端主动扩张；当进入激进紧缩周期时，负债端外流，资产端缩水，导致流动性陷入严重紧张。

从负债端看，存款来源结构过于单一，活期存款占比高达66%。硅谷银行的客户主要是科技类初创企业，在疫情发生后的流动性宽松时期特别是2020年以来，硅谷银行大量吸收这些初创企业的低成本存款，成为硅谷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以2022年末硅谷银行存款结构为例，66%为活期存款，其中无息存款占比47%、付息活期存款占比19%（见图3）。但随着近两年来美联储激进加息，初创企业陷入融资困境，只能加速消耗存款，从而导致硅谷银行负债端承压。

图3：2022年硅谷银行存款结构

从资产端看，资产投资结构过于单一，购买债券比例高达70%。为获取稳定、较高的收益，硅谷银行配置了大量长久期的美国国债和住房抵押证券（MBS）等债券资产，特别是2022年，资产端久期较2021年明显拉长（见图4），硅谷银行将新增资产规模的70%用于购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AFS)和持有至到期投资（HTM），仅有24%用于发放贷款，导致了期限错配问题发生。近两年来，随着利率上行，债券资产价值严重受损，导致硅谷银行流动性风险逐渐暴露，并演变为巨额亏损，无奈之下只好选择抛售债券，进而引发市场挤兑并最终破产。

图4：硅谷银行资产情况

从保障机制看，存款保险覆盖率过低。美国存款保险赔付额的上限是25万美元，对于美国一般银行来说，存款保险的覆盖率仅为50%左右，而硅谷银行相对更低，只有7%左右，即硅谷银行93%左右的储户存款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宏观环境原因：美联储激进加息、存款准备金为零等导致流动性风险发生

美联储激进加息。硅谷银行暴雷乃至倒闭，与美联储激进加息有着直接的关系，成为挤兑事件暴发的导火索，直接导致硅谷银行资产投资大幅亏损，存款不断流失，资产变现困难。2022年以来，美联储连续8次累计激进加息450bp，以抗击40年来出现的最高通胀（见图5），使得市面上债券收益率大幅抬升至5%-7%，导致美债、MBS价格快速下跌，而美债占到硅谷银行AFS的62%，MBS占到硅谷银行HTM的75%。截至2022年末，硅谷银行AFS与HTM分别浮亏25亿美元和152亿美元，合计浮亏177亿美元，而同期所有者权益仅为163亿美元，浮亏高于所有者权益14亿美元，巨额浮亏导致资产负债压力陡然加大，给硅谷银行暴雷乃至倒闭埋下了巨大风险隐患。

图5：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抑制通货膨胀

流动性缺口。科创企业因融资不足，从硅谷银行大量提现，形成流动性缺口。为了填充缺口，硅谷银行不得不出售其资产组合，但由于同期利率已经处于高位，资产出售直接形成较大损失。随后，硅谷银行向市场推出再融资计划，市场对其流动性不足的担忧加剧，导致更多存款提现和做空等行为发生，于是流动性危机爆发。

存款准备金为零。2020年上半年，美联储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0%跳跃式调整为0%，硅谷银行挤兑事件的发生与该银行在美联储没有存款准备金密不可分。

从硅谷银行事件看我国金融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金融机构角度看，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存在的风险需高度警惕

融资方式单一。在我国当前的融资体系中，间接融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融资占比低、方式单一，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

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居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采取尽可能的举措，积极降低银行不良贷款，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平均每年降低2-3个百分点。但目前一些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仍然居高，严重制约着银行自身发展壮大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以山西省吕梁市为例，2022年末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3.44%，资产质量较差影响到信贷投放的新增，影响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且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动荡变化，银行贷款潜在风险加大，不良资产反弹的可能性随时可能发生。

外部挑战愈加复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金融业面临更多的外部挑战，特别是国际贸易摩擦和政治摩擦出现向中国“金融战”演进的风险，全球资本流动对于我国金融业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隐蔽性。

银行业整体盈利渠道狭窄。目前，我国银行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80%以上来源于此，其他收入只占19%左右。而在国外银行的盈余中，其他收入占到35%以上。

政府解决银行危机的成本较高。从近几年我国解决银行危机的情况看，基本上就是国家出资解决问题，政府掏腰包买单，国家为解决金融危机承担了高额的成本。

同时，金融衍生品投资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债券风险以及资本充足率较低等各种金融风险，也是我国当前金融业面临的突出问题，需高度警惕。

从金融监管角度看，监管体系仍不健全，特别是交叉监管、监管制度滞后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监管职能交叉。从目前基层情况来看，金融监管部门主要有人民银行、银保监局、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这些部门在贯彻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存在重复监管、多头监管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同时无形中加重了金融机构的负担。2023年“两会”机构改革事项中明确了人民银行不再负责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具体由银保监局承担，但对于金融稳定、金融统计等其他具体业务还未作出明确规定。

监管制度滞后。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新型科技方兴未艾，网商银行、百信银行等互联网银行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居民和企业获取高质量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在网上即可办理存款、贷款、理财和其他支付业务。然而，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利用网络的便捷性，从事非法集资、高利放贷、倒卖客户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而目前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难以及时发现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并进行有效监管。以2022年河南省部分村镇银行挤兑事件为例，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控制村镇银行，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违法揽储，然后通过虚拟贷款转移资金，导致巨额存款损失。在此次事件当中，金融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发现犯罪集团从事的违法金融活动，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导致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发酵。

监管指标体系不完善。当前，人民银行、银保监局、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在部分监管指标设置方面，存在口径不一致、重复设置、缺少部分必要指标等问题。如：对存贷款等金融指标的统计，人民银行与银保监局口径不一致，导致相同的指标出现不同的统计结果，令人产生歧义；对地方金融组织的资产负债、利润、信贷等数据的统计，人民银行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存在重复统计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人民银行现有的金融统计指标不完善，缺乏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一些关键性和重要性指标。

部分金融机构准入门槛过低。市场准入是金融业发展的第一道防线，其标准的制定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对于部分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规定较为宽松、弹性较大，准入门槛过低，导致机构过多、良莠不齐。以吕梁市为例，作为山西中西部一个欠发达地级市，城区面积仅33.3平方公里，人口33.5万人，而市区保险公司就有34家，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家，每1万人就拥有1家，在客户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机构数量过多导致同质化竞争激烈，制约保险业的长足健康发展。


硅谷银行暴雷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由于银行内部管理不善，监管部门统筹性、协调性缺乏以及行动不力、反应迟缓而导致的风险事件，造成美国银行业板块剧烈动荡，科创投资面临较大冲击，最终引起市场一片恐慌，并不断向瑞士、加拿大、英国、德国、以色列等其他国家蔓延。此次事件对我国建立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以及金融业层面、金融监管层面均带来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

对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层面的警示

在2023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所要求的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角度作了重要讲话，特别指出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的两项中心任务。结合易纲行长的讲话精神，汲取硅谷银行暴雷事件的深刻教训，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切实维护金融稳定。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从宏观层面上保持利率、汇率、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合理、协调、稳定，确保经济金融稳健运行。必须要采取前置性举措，积极稳妥化解重点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风险，减少高风险金融机构，压缩高风险影子银行。必须要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等部门，严厉打击地下钱庄、违法违规网贷平台。继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制定金融稳定法，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大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中国金融机构层面的警示

合理配置资产负债期限。要充分认识到资产负债期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在综合考虑各类风险因素进行资产期限配置的同时，要密切关注负债端期限的合理配置，尤其要关注存款的期限结构，警惕存款快速下滑等异常情况的发生，确保资产端期限、流动性与负债端情况相匹配。

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在利率市场波动较大时，及时使用利率衍生品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来有效对冲利率风险；进一步加大对FTP（银行内部资金转移价）工具的运用，对资产负债产品进行定价，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充分运用LPR市场报价利率对贷款产品进行合理定价，规避利率过高或过低带来的风险。

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不断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组织架构，充分运用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与信息系统，为流动性全面管理提供坚实保障；通过对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实现对流动性风险的全面、系统管控；做好资金头寸管理，加强预测，制定头寸计划，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对中国金融监管层面的警示

硅谷银行的暴雷反映出美国金融业因为多头监管而出现监管重叠与监管空白，复杂的监管层次致使危机真正到来时，没有一个权威的监管机构进行总体调控，风险管控或错失良机，这对我国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继续健全中国金融监管机制，在体系建设、职能划分、制度建立、机构准入等方面需进一步加强。近年来，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从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到一行两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再到现在的一行一总局一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金融风险监管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控和隔离金融风险。但从基层实际情况看，当前在监管体系建设、监管职能划分、监管制度建立、金融机构准入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亟需改进：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至上而下建立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监管体系；进一步明确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职责、权限，避免出现新的职能交叉与重叠问题；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将各项监管制度细化、具体化；提高金融机构特别是保险业机构的准入门槛，减少由于机构数量过多、同质化竞争激烈导致的风险。

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在发挥存款准备金“防护栏”作用方面需进一步加强。存款准备金在调节商业银行保持合理流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有效应对因客户挤兑导致的金融风险。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加权平均约为7.6%。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的统一性、灵活性、及时性，根据经济金融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合理、适度水平，更加有效地发挥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应对挤兑风险的能力。

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在存款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等方面需进一步加强。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世界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实践证明，存款保险制度在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预防挤兑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存款保险赔付额的上限是50万元，能够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要继续坚持执行现有存款保险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等情况，适时、适当调整赔付限额；要进一步明确存款保险制度的职能定位，细化具体实施细则；加强存款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有序处置风险和应对危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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