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鲁迅先生,稍有点文化常识的人都不陌生。作为一个被国人广泛熟知的文化名人,他的作品读起来委实有点费劲,以致于很多专业老师对他的文章都无法做到真正解析。细究其因,主要是鲁迅先生跟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致。鲁迅先生创作的时候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存,因此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各种白话文与文言文混搭的语言形态,这难免让人不易读懂。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鲁迅先生文章所闪烁的思想性和革命性的光芒。他的文章尤其是杂文非常耐读,且读起来常常令人深思、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茅盾曾说:“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叶圣陶说:“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郭沫若说:“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做,每臻绝唱。”老舍说:“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前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回忆录《鲁迅具有“天才”的稀有品格》中写道: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执笔的战斗者,他是天才。臧克家为缅怀鲁迅先生写下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感慨,抒发了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
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位文学家像鲁迅那样,在他生前身后直到今天,受到那么多的误解、攻击和亵渎;也没有一位文学家像鲁迅那样,受到那么多革命者、进步人士和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景仰和爱戴。回眸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鲁迅作为“民族魂”是当之无愧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称赞鲁迅先生“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回眸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鲁迅先生之所以备受国人敬仰,首先是他所具有的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革命精神。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剪掉了辫子,他在“断发照”上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以诗言志表达自己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深沉地反映了青年鲁迅的报国之志。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践行他的这个爱国志向。其次是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战斗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战斗精神的自我写照。他说:“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鲁迅毅然站到革命营垒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观望和动摇,这是他最可宝贵的品格。再就是他的批判精神。在鲁迅身上,体现了学者与战士这两种品格的完美统一。作为学者,他博学多才,文思泉涌,完全可以写出更多的大部头著作,而且他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用极大的精力用于杂文和政论文的写作,用杂文这样犀利的“匕首”和“投枪”进行战斗。这使我们联想起恩格斯的晚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除了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外,也有自己许多的写作计划,但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也为了这位伟大的朋友,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整理马克思的文稿。这虽然使自己的许多写作计划,特别是原来准备撰写的《马克思传》也未能动手,但正是他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使《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得以完整问世,可谓功高至伟。鲁迅先生在那特务密布、文禁如毛、动辄获罪的黑暗年代,以杂文为武器,使他成为冲锋陷阵的英勇旗手,成为反文化“围剿”的主将。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今日之中国,仍然需要鲁迅精神。2014年,习近平在看望中国冬奥会健儿时引述鲁迅的话,“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此番引用,彰显了中国高层对鲁迅先生的高度认可和崇敬之情。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85周年,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三牛精神”,更是意味深长、怡情高远。
牛是最勤劳的动物,也是人类的朋友。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享有尊贵的地位,因而常常受到人们的称赞。郭沫若在《水牛歌》中写道:“花有国花,人有国手,你是中国国兽,兽中泰斗”。茅盾先生自谦地说自己“愿做牛尾巴”。历代诗人对牛更是赞颂有加,如唐人韦庄的“绿桑深处哺牛鸣”,杜甫的“一寸荒田牛得耕”,宋代王安石在《和圣俞农具诗》中则把牛对众生贡献、自己却一毛不取的无私奉献精神书写得淋漓尽致:“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清人顾嗣协在《杂诗》中写道,“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在我国历代画家笔下,牛始终是被赞美的对象。唐代韩光的《五牛图》,被人称为“千古绝迹”,宋代阎次平的《牧牛图》,李迪的《风雨归牧图》也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正因为牛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就衍生出了许多人与牛之间感情交融的故事。从“牛衣夜泣”到“牛郎织女”,牛都成了通灵之物。即使到了现代,人们用“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鞭策自己。鲁迅先生自比“孺子牛”,称颂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发出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可见牛与人类的渊源之深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之深远。
奉献,是“孺子牛”精神的本质。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奉献了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了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格言深刻体现了奉献精神的真谛。现实生活中,“孺子牛精神”,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人身上秉承的“傻子精神”,即勤奋敬业、不计得失、无私奉献、敢于担当的精神。鲁迅先生曾说:“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鲁迅先生这句话可以是对奉献精神的完美诠释和真实写照。
吃苦,是“孺子牛”精神的内核。甘为孺子牛,既是鲁迅的座右铭,也是他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正定期间曾经指出:“领导干部在工作作风上要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千里马,志存高远,目标远大,坚定了信念就心无旁骛、义无反顾;老黄牛,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明确了任务就一丝不苟、集腋成裘。鲁迅、牛玉儒、孔繁森、王顺友等,他们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了人民,甘愿俯下身子当牛马。在追求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途上,仍然需要提倡这种乐于助人、甘于吃苦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只要是有“牛”的地方,荒野都可能变成良田。
坚韧,是“孺子牛”精神的品质。韧性是成功的基石。鲁迅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和战斗不息的韧性。为了使祖国摆脱凌辱、人民得到解放,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他深知革命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鲁迅指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从鲁迅岩石般的革命坚定性和坚韧的战斗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智大勇,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高风亮节,什么人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正如鲁迅自己所言:“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的目标。”
淡泊,是“孺子牛”精神的名片。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也是鲁迅笔下“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标准,是一种优秀的品格和高尚的境界。鲁迅一生不仅具有坚定的立场、博大的胸怀、开阔的视野,而且淡泊名利。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博采古今中外之所长,加以融会贯通,创造出了许多富有新意、富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然而,他没有一味沉溺于写大部头,而是始终不倦地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给国人阅读。在他的全部文化遗产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分之一。时下,面对各种利益诱惑不断来袭和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让很多人都难以做到不为名利所动。尤其是一些文艺评选项目,不是艺术说了算,而是权力说了算,岂有淡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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